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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院校媒体实践平台简析

 论文栏目:传媒论文     更新时间:2013-7-12 9:07:14   

除刊物外,新闻传播学系还开办了“树仁新传电台”,这是一个网络电台,其提供的节目类型包括时事信息文化潮流、体育动态、校园动态、音乐信息及广播剧。此外,香港树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还在2005年创办了一个实习新闻网站《说.在线》(ShuoOnline),日日更新。参与《说.在线》的记者及编辑均为树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的学生。网站内容以新闻时事为主,涉及社会议题、大众趣味及文娱康乐,现每月平均浏览约30000人次,成为学生新闻操作实践的重要平台。国内一些知名大学的传播院系也创办了一些实习媒体。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新闻周报》、新周网;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清新时报》;北京外国语大学新闻系的《107调查》;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创办的双月刊《FEATURE———北大学生新闻专题实践》;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的报纸《电视人》、杂志《电视人特刊》等,都是重要的实习媒体。有些有条件的院校还办有实习电视台,如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台和浙江传媒学院的实验电视台。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台以服务教学、服务学生、服务传媒、服务社会为宗旨,下设办公室、总编室、新闻部、节目部、研发部、技术部,拥有15档自办栏目,每天从下午4∶30至晚10∶30播出6小时,是学生重要的广电实践平台。浙江传媒学院的实验电视台设备先进,信号覆盖下沙高教园区9所高校,有自办栏目6个,每天播出电视节目13小时,也是该校重要的实训基地和实践平台。在笔者看来,校园媒体平台能够很好地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首先,校园媒体平台准入门槛低,吸纳的学生较多,能够为更多的学生提供锻炼机会。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台现有学生记者团成员近900人,浙江传媒学院的实验电视台目前有实习学生800多人,覆盖校内各个专业的学生,能够为学生提供较为广阔的实践平台。其次,校园媒体平台灵活方便,能够使学生在课余时间进行专业实践,对于提高他们的专业能力而言,更为有效。第三,校园媒体平台更有利于让学生从事核心业务,进而提高实践能力。几乎所有的校园媒体平台都会配备指导教师,有的还会开设培训或实训课程。如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台就开设有16门实训教学课程,师资力量大多为业内有经验的教师,因此可以为学生提供很好的培训。另外校园媒体由于以学生力量为主,同龄人之间的“以老带新”和竞争也会使他们进步更快。当然,校园媒体平台要真正发挥实践教学与实践基地的作用,也需要有一些前提条件。校园媒体平台本身的影响力和吸引力至关重要,如果校园媒体质量低下,且不受学生欢迎,则很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从国内新闻传播院系的校园媒体现状来看,的确还存在一些问题,制约其实践平台的功能发挥。

国内新闻传播院系校园媒体存在的问题

新闻院校的校园媒体平台是一个新闻实践的“模拟场”,如果这个平台能够与社会媒体对接,那么学生一走出这个平台,就可以直接进入到社会媒体工作。然而,国内校园媒体还存在不少问题,在为学生提供实践平台这一点上,还无法发挥社会性媒体那样的作用,以致很多学生还是要“舍近求远”,想方设法进入社会媒体实习。首先,绝大多数校园媒体挂靠在学校党委等官方部门,“宣传”重于“新闻”,制约了校园媒体的活力。有论者指出,国内校园媒体的职能主要有三:(1)对内对外宣传的机构。(2)师生发声的平台,校园媒体为老师和学生提供了意见表达和信息交流的平台。(3)实践教育的基地,校园媒体给学生提供了一个采、写、编、播、评的运作流程,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5]一般而言,普通高校的校园媒体比较重视第一个功能,而传媒类院校(系)则较注重校园媒体的第三个功能,即为学生提供新闻实践的功能。但不可否认,由于校园媒体目前主要挂靠在学校党委和团委或者各二级学院,因此即便是新闻院系的校园媒体,其自主发挥的空间也十分有限。表现在媒体形态上,就是浓重的“宣传味”。如浙江传媒学院的《传媒青年》挂靠在校团委,很难摆脱团委“喉舌媒体”的身份定位,很多学生反映:一些选题纯粹是“命题作文”,自己都不感兴趣,硬着头皮写。而自己感兴趣的选题则往往通不过老师或编辑的把关,这无疑制约了校园媒体的独立性和创新空间。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很多校园媒体表现出浓厚的“传者本位”的倾向,成为党报党刊的校园版。读者没有阅读兴趣,参与校园媒体的学生也没有工作热情,无法发挥培养人、锻炼人的功能。第二,高校对校园媒体的审查与管理过于严苛。由于校园媒体在校园内具有一定的传播功能,因此各高校都制定了对校园媒体的管理规定。在创办校园媒体上也实施了“主管主办制度”,即由学校的某一部门或院系负责校园媒体的把关。《清华大学学生宣传品管理条例》(1999-2000学年度第2次学生工作指导委员会会议通过)规定:学生宣传品(包括条幅、出版物和其他张贴印刷品)的制作、发放和张贴应遵守有关的法律和校纪校规,宣传品的内容应积极、健康。校级学生组织编写的宣传品主管部门为研究生院和学生处;院(系、所)级学生组织编写的宣传品,主管部门为院(系、所)研究生工作组或学生工作组。编印的刊物出版前需要主管部门审批同意。每次出版前须经挂靠单位和主管部门审批同意方能出版。经批准印刷出版的刊物须在出版后两天内送主管部门备案,各类出版物原则上限于校内交流。①从出版到内容制作,校园媒体受到主管部门的严格审查。严格的内容审查使校园媒体容易出现“传播失灵”,无法反映学校的实情及学生的真实诉求,很多好的选题也无法实施。第三,校园媒体的经费不足成为其发展的瓶颈。除了极少数校园媒体,大多数传媒院校(系)的校园媒体还是依赖于学校的行政拨款运行。2008年《中国校园导刊》杂志社组织发布的《全国高校学生媒体发展报告》的数字显示:94%的校园媒体的经费主要来自主管机构的拨款。85.1%的学生媒体的年平均成本在5000元以上,其中平均成本在1—5万元之间的占总数的34%。[3]以笔者所在的浙江传媒学院为例,几乎所有的校园媒体全部依赖学校拨款。而二级学院的媒体由于经费有限,无法给学生发稿费,也无法进行“社会化大生产”。由于没有和发行收入,校园媒体的“经营部门”几乎空置,学生无法在校园媒体学到“媒介经营管理”的知识与操作,这使得校园媒体具有很大的封闭性,自娱自乐、自话自说比较严重。第四,校园媒体与教学脱节。校园媒体固然是一个实践平台,但这个平台需要和教师的教学结合,这样才能够使学生“理论联系实际”,但目前很多高校的教学平台和校园媒体实践平台是完全脱节的。以浙江传媒学院为例,《浙江传媒学院报》和浙江传媒学院新闻网隶属于学校党委,期刊《传媒青年》隶属于校团委,校实验电视台(包括广播电台)则单独建制成一个部门。这几个部门互不隶属,而且与各学院的教学没有任何关系。在校园媒体中也设有指导老师,但这些指导教师的编制在其主管部门,由其主管部门聘用且不承担教学任务,与院系教学的教师是两套人马。由于各自分立,承担专业课程教学的教师不和校园媒体发生任何联系,也不承担任何指导责任。这种“两相脱节”使校园媒体的实践功能大打折扣。而在国外,教师的课程教学和校园媒体的新闻生产是紧密相连的。如在密苏里新闻学院,《哥伦比亚密苏里人报》是新闻专业学生在此学习报业采访、写作、编辑、管理和发行的最佳课堂。老师任编辑,学生当记者,课堂即媒体,媒体即课堂。如学院开设的报道课程(reporting)就是全程在《哥伦比亚密苏里人报》编辑部内,媒体的指导老师和课程教师是一致的。他们的考核系统也实现了校媒和课程的对接,课程考核成绩就以学生在该报上发表的文章多少和质量来衡量。一个学生一个学期至少发稿15篇才能取得A级成绩,跑政府口的则最少要发22篇。[6]由于《哥伦比亚密苏里人报》本身是社会媒体,因此在这里拿到的成绩以后就业的时候能够得到社会媒体的承认。第五,校园媒体内部的激励机制缺失。由于校园媒体是学校部门的内设机构,既没有市场压力,也没有利润追求的动力,校园媒体对师生参与的正向激励难以建立。很多高校的校园媒体或实验室从硬件设施而言堪称一流,但由于缺乏激励机制,许多设备的利用率并不高。浙江传媒学院有23层的演播大楼,但一流的演播大厅以及4千多万元的设备资产,对于学生的实训而言,其利用率并不高。为了调动和发挥全体采编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浙江传媒学院实验电视台实施了“制片人管理制度”。《浙江传媒学院实验电视台制片人管理制度》对制片人的“思想政治条件”、“业务管理”以及“经营创收”提出了要求,如“制片人要保证栏目的收视率达到规定指标,要强化经营责任意识,积极开拓市场,努力实现经营创收目标。”并指出,“栏目连续六个月收视率排名最后一名者,由频道、频率发出‘警告通知书’,连续一年排名最后一名者,则撤销淘汰该栏目,栏目所有成员解散。”显然,这里的制度是模仿社会性媒体的,但是由于不具备社会媒体所处的内外部环境,校园电视台无法建立市场导向的激励机制,其收视率无法衡量,校园电视台也从未进行过收视率的调查。由于没有“市场和”的压力,从台长到制片人再到普通学生记者,都没有“收视率”的压力,所以对“制片人”的考核只能流于形式。目前对于校园媒体而言,学生的参与纯粹凭借兴趣,由于校园媒体本身影响力有限,这使得他们的参与热情并不高。笔者在浙江传媒学院的调研显示:除了大一的新生很有热情,大二、大三的学生很少愿意坚持在校园媒体中工作二年以上。因此,如何进一步提高校园媒体对学生的吸引力和激励性至关重要。只有激发出师生参与校园媒体的热情,才能够取得良好的实践锻炼效果。而把校园媒体打造成专业化、社会化的品牌媒体则是关键。

“附属医院模式”:校园媒体的社会化实践探索

新闻学与医学一样,都是实践性很强的一门学科。附属医院是医学院学生专业实践的重要场所。目前很多综合性高校特别是985院校都有附属医院,如浙江大学就有第一附属医院和第二附属医院。附属医院虽然附属于高校,但却是一个独立核算的单位,且完全社会化运作。高校附属医院这个实践平台与国内新闻传播类院系的校园媒体平台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是完全社会化运作的。学生进入这个实践平台就置身于一种完全真实的环境之中,学生毕业之后直接可以进入正规医院工作,实践平台与工作平台完全是无缝对接的。在笔者看来,新闻传播类院系的校园媒体要发挥对学生新闻实践能力的培养作用,必须进行一定的创新与改造,借鉴“附属医院模式”就是一个重要的改革方向。校园媒体必须从“附庸”走向“附属”,走向市场化和社会化。通过“准社会媒体”的方式运作,才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学生。社会化的运作既可以解决校园媒体资金不足、内容乏味、竞争力低下等问题,更可以为学生提供一个完全真实的实践环境,实现校园媒体平台和社会媒体平台的无缝对接。实际上,在国外,许多高校的校园媒体平台就是一种“附属医院模式”。1908年,在密苏里新闻学院首任院长沃尔特?威廉姆斯(WalterWilliams)的提议下,该院建立了第一个学生实践基地———《大学密苏里人报》(UniversityMissourian)。这份报纸自出生之日起,就直接面向社会。如今的密苏里新闻学院已拥有九大媒体实践基地:《哥伦比亚密苏里人》日报及其网络版、《Vox》周刊及其网络版、KOMU-TV(美国国家广播电视台NBC下属地方电视台)及其网络、KBIA-FM(美国公共广播NPR下属地方电台)、《IPI全球记者》(IPIGlobalJournalist)、MOJO社、RadioAdelant(西班牙语广播电台)、MDN(密苏里数字新闻)和Newsy.com(新闻网站)。这九大实践基地涵盖了报纸、杂志、网络、电视、广播、、公关、多媒体等领域,它们全部面向社会。[7]它们既是校园媒体,附属于学校,又是独立运作的商业性媒体。港台新闻传播类院校(系)的校园媒体社会程度也比较高。由于他们不像大陆校园媒体一样难以获得“刊号”,在注册和管理上它们和社会性媒体本身没有多少区别,从出版到发行到与社会性媒体一样,不受限制。加之港台高校的校园媒体地位较为独立,和社会性媒体一样享有同样的言论自由度,又处于激烈竞争的媒体环境中,因此它们非常注重内容的贴近性和可读性,其社会化和市场化程度都很高。有的本身就是当地的主流媒体或社区媒体。如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的《大学报》(1973年更名为《栅美报道》)就是当时岛内第一份社区报纸。《大学报》与社会性媒体也有着十分密切的合作,2009年11月,《大学报》与台湾“中央社”及Yahoo奇摩合作,创造YourNews新闻;2011年起则参加台湾公视PeoPo校园采访中心,在公民新闻传播方面迈出了重要的步伐。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实习刊物《大学线》也是如此,其内容与发行都不限于校园,而是立足于香港甚至中国全境。《大学线》每期发行约八千份,主要报道本地的新闻时事、文化、娱乐、传媒、环保、社会事务、人物专访、大专校园现象等。它曾访问过不少社会名流,还做过不少引起轰动的独家报道,如对大学生网上买功课和BT非法下载电影的报道,甚至牵动了立法会的讨论。2005—2006年,针对香港新界大埔大元邨的迦密柏雨中学新增了不容许学生佩戴款式夸张眼镜等校规一事,《大学线》在75期中点名批评了它的不合理性,引起社会广泛关注,香港多份报章及网上论坛广为转载。虽然这一报道后来被指失实,《大学线》还在香港《明报》及《星岛日报》刊登道歉启示,但他们报道的社会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正是因为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政要们也不敢小觑它,一些商业机构也愿意在《大学线》上投放。香港树仁大学的《仁闻报》也是一份社会性刊物,它也曾访问不少成功人士,如前金管局总裁任志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中原地产创办人施永青、《苹果日报》总编辑张剑虹、资深传媒人吴志森、中联办宣传文体部部长郝铁川、城市电讯主席王维基等等。其报道也多次为香港各大传媒引用,如2011年11月号对张剑虹的专访、2011年12月号对港女选美夺奖及2012年2月号的垃圾户糖水铺的报道,2012年3月号的郝铁川专访等等都为社会媒体所引用。相对而言,内地新闻传播院校(系)的校园媒体,其社会化程度就低得多,也很少有校园媒体的报道能够走出校园,或者成为社会主流媒体的引用来源。当然,我们也看到,许多高校校园媒体也在尝试一些社会化途径寻求突破。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新闻周报》、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清新时报》,以及北京外国语大学新闻系的《107调查》等。这些高校的校园媒体实践平台较为完善,也得到社会的认可。以至很多用人单位在招聘时很注重应聘者在这些校园媒体的“从业经验”。在笔者看来,这些校园媒体的“社会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管理模式上的社会化。2005年9月人大新闻学院以《新闻周报》为主体,成立了“接力传媒”集团,集团负责按照市场运营的方式来经营《新闻周报》。为了应对新媒体的冲击,《新闻周报》开通了新周网(http://newsweekly.ruc.edu.cn/),成为报网互动一体的媒体平台。在市场化运作下,《新闻周报》在经济上基本能够自主,这在国内的校园媒体中是绝无仅有的。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清新时报》也实现了“社会化运作”。历经8年的成长,清新时报社有了一套相对成熟的运营体制。报社独立运营,自负盈亏。为了进行规范化管理,他们移植了社会媒体的做法,采取了采编经营分开的二元管理模式。报社现有工作人员97人,设编辑部、发行部、公关与部、行政办公室等部门,初步具备了专业媒体的雏形。二是传播内容上的社会化。即校园媒体题材操作上的“去校园化”。一些国内校园媒体也通过社会化运作来提高校园媒体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这是一个值得肯定的方向。创刊于2005年4月,以社会深度调查为主、评论性文章为辅的北外《107调查》就在选题上进行了一些社会化操作,取得明显的效果。如2005年11月总第3期的《北外女生性调查》刊出之后,引来多家媒体到北外采访,数十家网站转载报道。作为高校院系的一个校园媒体,其报道能引来主流媒体关注,十分不容易。自创刊以来,除了一些校园题材,《107调查》还将触角伸向社会,关注社会民生问题。代表性作品有《首批三峡移民生活状况调查》、《天路之旅———青藏铁路通车初体验》、《千里骑行救爱心天使》、《被遗忘的水上民族》、《计生政策下的博弈———被边缘化的二胎家庭》、《户口中介:留京指标背后的灰色运作》等等。在扩大报道范围、追求社会影响方面,人大的《新闻周报》和清华的《清新时报》等也做得相当不错。2011年,《新闻周报》全面改版为4开4版的周报,第一版头版,2版评论,3版校园,4版特稿。《新闻周报》曾经多次刊登在校内外都引起广泛关注的稿件,并多次成功地实现了稿件的“社会化”。仅2005年下半年所出前3期报纸中,便有6篇稿件输出给《大学生》杂志等校外正规媒体。三是进行社会合作。由于校园媒体大多没有刊号或许可证,无法向社会公开发行,甚至做也是违法的,客观上面临着社会化不足的困境。因此,与社会性媒体进行多方位的合作,“借船出海”就是一个明智而可行的策略。如人大的《新闻周报》就通过和社会性媒体合作的方式进行了“曲线”公开发行。据了解,《新闻周报》与千龙网就进行了合作,推出了电子版,还在此基础上进行媒体融合的尝试,通过电子报纸的平台整合多媒体内容。[8]除报纸外,校园电视台受制于政策无法实现落地,但通过合作则可以解决这一问题。浙江传媒学院实验电视台与杭州移动公交电视合作,在杭州市两千多辆公交车上播出了实验电视台的自办节目。还与杭州数字电视公司合作,开设了“浙传视窗”点播平台。实验电视台与杭州电视台及华数零频道也实现了合作,通过这些合作实现了校园媒体在校园外的“落地”。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由于媒体具有意识形态属性,而医院则没有,因此,完全复制“附属医院模式”,让校园媒体独立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在目前还有相当的困难。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就无所作为。一方面,我们要承认,国内校园媒体在创办、管理和发行(播出)等方面与国外及港台校园媒体完全不同,目前还无法像国外校园媒体那样实现独立的商业化运作,但另一方面,在改进校园媒体的内容与运作方式上我们还是大有可为的,上述一些高校的成功案例就值得我们借鉴。在笔者看来,目前新闻传播类院校(系)的校园媒体至少有以下几点有待改进:第一,校园媒体应当以学生为主,让学生做主,给予学生更多的话语权。目前校园媒体的主导权在学校,在管理者,学生的话语权太少。在美国及港台的大学校园媒体中,主要工作人员甚至负责人都是由学生担任的。密苏里新闻学院KOMU电视台是哥伦比亚市唯一的电视台,这个电视台从新闻的采访、写作到编辑、制作和播出主要由新闻学院的教授和学生承担。教授承担指导工作,主体工作由学生完成。美国的圣.克劳德大学纪事报(UniversityChronicle)和UTVS(UniversityTelevisionStation)电视台,除了台长和一些主要岗位的负责人由专业教师担任之外,其他包括从摄像、灯光、录音、导播到采访、主持、制片等岗位都由学生担当。该校圣.克劳德之声广播电台(KVSC)也是一家包括台长在内所有在职岗位都由学生担当的商业广播电台。学生全面参与电台的工作,包括从新闻采访、节目编辑、节目主持到受众沟通、活动策划、市场、电台经营、行政管理等一切业务。

在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生实习刊物《大学线》月刊的编采工作都由学院的不同级别学生负责,而且所有修读中文新闻采访写作及中文新闻编辑的同学必须参与。工作分工方面,由学生负责组织﹑策划、执行和出版,至于构思题材﹑采访﹑编排﹑设计和招揽的工作,在老师的协助下由学生全权负责。采访工作由采访班同学负责,编辑工作由编辑班同学负责。香港树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实习刊物《仁闻报》的主要运作是由系内一至三年级的同学负责。由二、三年级同学组成编辑委员会,负责编辑、版面设计、招登及与外界联谊等。所有三年级同学均需担任编辑一职,二年级同学当记者,一年级同学则负责发行工作。学校给予了这些校园媒体和学生充分的自主权。第二,校园媒体应当“以新闻为主,以宣传为辅”。由于是新闻实践的平台,校园媒体应当“去喉舌化”,增加同学喜闻乐见的信息。实际上,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每家校园媒体都在向新闻化、专业化的方向努力。它们喊出“在学校中,我们的新闻离你最近”的口号,这使得一批校园媒体赢得了学生的口碑。如成立于1998年,由北京大学校团委指导、学生自主采编运营的报纸《北大青年》;成立于1996年,由中国人民大学校团委领导,同学自主采编、运营的学生媒体《青年人大》等。目前国多数高校校园媒体中校报是有刊号的。1998年3月,新闻出版总署将高校校报纳入全国统一管理的公开出版报刊系列,高校校报取得统一刊号。校报一般挂靠党委,接受学校党委宣传部和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的领导和监管,加上校报也是学校的外宣平台,因此校报内容一般比较正统,也难以改革。而挂靠团委及二级学院的校办媒体没有刊号,属于“内部刊物”,这反而有利于学生实践创新。事实上,目前办得比较成功的校园媒体,大部分都是团委下面的或二级学院(特别是新闻传播学院)的媒体。如清华大学的《紫荆》报和《清新时报》,北京大学团委的《北大青年》,中国人民大学团委办的《青年人大》,人大新闻学院办的《新闻周报》,北京师范大学的《春秋人文报》(历史、人文为特色),中央民族大学的《CUN人物》杂志、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青春报》、北京邮电大学的《北邮今周》、中国地质大学的《地大青年》、中国政法大学的《青春法大》等都办得较为有特色。[10]可见,刊号不是关键。没有刊号一方面确实制约了校园媒体的社会化,但也给了校园媒体更大的创新空间。第三,校园媒体要实现教学平台与媒体平台,媒体平台与社会平台的“双对接”。在教学平台与校园媒体平台的对接上要实现师资共享,学分共享,使课程教学能够有效地延伸至校园媒体平台。这方面尤其要借鉴高校的“附属医院模式”。在附属医院,医生也是学校的教师,他们既在学校课堂上承担教学任务,也在附属医院中承担实践指导任务。学生的学习与考核连通两个课堂。校园媒体的实践平台与课程教学的对接需要改进。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台在这方面做得较为理想。电视台的指导老师多为科班出身,且同时承担院系的课程,这使得他们横跨学院和校媒平台,能够有效将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整合起来,为学生提供全方位的实践指导。除了在教学与制作上实现了“跨界对接”,中国传媒大学校园电视台还打通了各院系的专业界限,吸纳了包括播音主持艺术、广播电视编导、摄影、电视照明、戏剧舞台美术设计等专业的学生共同制作学校校园电视台的节目。由学生制作完成的《中传讲堂》、《校园转播车》、《听说很好看》等都是电视台收视率较高也是深受同学和老师喜爱的节目。[11]而在实现媒体平台与社会平台的对接方面,《新闻周报》与《清新时报》进行的市场化和社会化的改造也取得了明显成效,《新闻周报》实现了自负盈亏本身就说明了问题。第四,要完善校园媒体平台的评价机制和激励机制,提高校园媒体平台的使用效率和生产效率。由于目前校园媒体还无法完全实现商业化和市场化,在缺少市场激励的情形下就需要探索校园媒体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师生参与的积极性,激发他们的创新精神。在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方面,浙江传媒学院实验电视台采取了如下一些举措:(1)给予实践学分。在浙江传媒学院,每一个学生都必须有实践学分及第二课堂实践学分才能够准予毕业。《浙江传媒学院本科生第二课堂实践学分实施办法》规定:学生必须修满规定的实践学分才能够毕业。实践学分有很多选修项目(也有必修项目),其中到各个校级媒体锻炼可以折算实践学分,如到实验电视台和未来之星广播电台参加“创新训练项目”或“广播电视实践项目”能够获得第二课堂实践学分。(2)评奖评优。以浙江传媒学院广播电台为例,每一学年,由台领导、制片人(指导教师担任)及学生记者团正副团长组成评奖委员会,对个人、栏目进行评奖。奖项包括两名“浙江传媒学院优秀学生干部”(在广电记者团干部中产生),“优秀记者个人”(包括“优秀主持”、“优秀编导”、“优秀制作”、“优秀摄像”、“优秀撰稿”等,人数控制在全团人数的5%),优秀栏目组奖(本组节目累积得分前5名)。获奖成员由实验电视台颁发证书和奖励,并通知其所属院、系,在校园网站公布。获得年度优秀表彰的记者(参评范围为学生记者团全体成员),视工作表现可以加1—2个学分。(3)就业推荐。各个校园媒体可以根据学生的表现向用人单位出具推荐函,这也构成了一种激励制度。《浙江传媒学院广电学生记者团评优奖励办法》规定:在校园广播、电视台工作三年以上的学生记者,毕业前由广播电视台出具聘书并颁发奖杯,证明其实践工作能力,并以广播电视台名义向各大电视台推荐实习等机会;在广播电视台工作满两年以上未满三年者,可获得一本由广播电视台制作的工作实践证书;在广播电视台工作一年以上未满两年者,可得到由校电视台出具的实践证明一份。①这种激励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学生参与度不高的情形,使其有一定的积极性参与校园媒体实践,虽然其激励强度远远没有社会化媒体与市场化媒体大,但也是一种补充和替代。在笔者看来,要使校园媒体成为新闻传播类院系进行专业实践的主平台,就必须对校园媒体进行改革。与社会性媒体的改革一样,校园媒体改革也需要一种“企业家精神”,这种企业家精神既体现在参与校园媒体的学生身上,更应该体现在校园媒体的管理者身上。在密苏里新闻学院的院长DEANMILLS看来,媒介环境与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使所有新闻院校及校办媒体的发展都面临更多的挑战。因此,他认为:“院长必须具备企业家精神”。[12]没有这种“企业家精神”,校园媒体的改革就不会成功,新闻院系的实践教学也无法取得长足的进展。

作者:潘祥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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