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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力资本投入与利用

 论文栏目:人力资本论文     更新时间:2018/3/13 9:42:33   

【摘要】在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背景下,为促进老年人力资本理念的形成,本文从投入与利用视角进行老年人力资本文献综述。首先,阐述了树立老年人力资本理念在应对老龄化与老年群体脆弱性问题的重要性,然后从投入途径与利用途径进行文献梳理,并分析老年人力资本的投入与利用的限制性因素,最后从科学性与公平性视角出发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老年群体;人力资本;投入与利用;积极养老;科学与公平

前言

我国老年人口压力迅速增长,庞大的老年群体给政府与社会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国家局2016年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在1995到2015年间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从6%增长至10%,老年抚养比从9.5上升为14.3,按照联合国65岁以上7%的老龄化标准,我国早已进入老龄化时代。老龄化问题虽然对个人家庭以及社会保障体系施加了巨大压力,但也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老年人力资本存量,这为我国在未富先老的现状下老龄化的软着陆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作用。国际社会对于老龄化发展的目标逐渐明确,John&Kahn(1987)在发表《人的老龄化:普通与成功》一文后,成功老龄化的概念逐渐被广泛使用,其内涵也日益扩展,最后发展为积极老龄化,包含健康、参与和保障三个维度(刘文,焦佩,2015)[1]。我国想要建设健康、参与和有保障的积极养老社会,首先需要实现老龄化压力到老年人力资本观念的转变,并通过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促进老年人力资本合理投入与科学利用,从而实现个人幸福与社会进步、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和谐统一。因此本文创新性的从投入与利用视角对老年人力资本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以便从理论上更清晰地认识老年人力资本及其投入与利用途径,帮助树立老年人力资本理念,最终促进老年群体在中国梦的道路上实现共建与共享的理想,在创造人生价值的努力中实现有成就感的期盼,以及在积极探索老年生活的过程中实现有健康、有参与和有保障的愿望。

一、树立老年人力资本理念的重要性

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01)从微观特质视角定义的人力资本概念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即人力资本是“个人拥有的能够创造个人、社会和经济福祉的知识、技能、能力和素质”[2]。老年人力资本的理念有助于我国积极应对老龄化。从国际经验来看,人口老龄化给发达国家尤其是福利国家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如人口老龄化给不仅给日本的政府财政以及税收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同时造成了欧洲的经济增速持续放缓(韩玲慧,2013)。随着我国老龄化水平的提高以及全民覆盖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必然会给我国财政造成巨大压力(黄润龙,2016)。根据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2016)数据显示,我国70岁以下的低龄老年人口占比达到56.1%,庞大的低龄老年群体为发挥老年人力资本价值提供了现实保障。因此从国际经验与我国现状可知,老年人力资本理念的树立有助于我国在未富先老的状态下成功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此外,由于老年人群体的生理与心理等特征不同于非老年人群体,老年人力资本的内部结构极其脆弱,即一旦出现一方受损或者不平衡就会对整体的人力资本存量产生严重的危害甚至是消亡。因此本文采用人力资本量化研究所使用的投入与利用途径进行分析[3],以便树立老年人力资本理念,为提高其抵御风险的能力和实现更好地开发利用奠定思想基础。

二、老年人力资本投入途径研究

老年人力资本投入途径主要分为健康、经验、教育、培训与迁移。合理的健康人力资本投入可以使其持续累积并得到良好维护,并保证其它类型的人力资本得到有效积累与利用,最终作用于国民经济发展。健康投入包括老年健康商品,如医疗器材、其他疾病药物或者药膳类有益食品等有形产品,健康知识科普、养老医疗服务或相应的配套政策措施等无形服务。其中可量化的健康投入则可用于人力资本测算研究,Grossman在1972年构建了健康商品效用需求模型U=U(φ0H0…,φnHn,Z0,…,Zn),将n期的健康投入Hn作为个人效用产出的耐用资本,在1999年加入消费模型、不确定因素与保险的影响,以实现在寿命期内对健康投资的动态观察[4],大量不可量化的投入如配套政策和家人的陪伴照料[5]等也是重要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健康投入水平的数量与结构方面取决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个人的生理特征、心理特征与经济状况,例如日益备受关注的阿尔茨海默病[6],WorldAlzheimerReport2015的报告显示中国2015年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达到950万人,居世界首位,并且患者人数将进一步增加,而WorldAlzheimerReport2016指出该疾病治疗投入经费和专业性程度过高,不适应中低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治疗服务需求。此外,有关研究也证实了老年健康投入会通过老年健康消费、老年人再次进入劳动力市场等途径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Meijer,2013)[7],而老年健康投入的缺失则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Meijer,2013)[8]。经验人力资本即“LearningbyDoing”,老年群体经过长时间的前期积累保有大量的留存,而在一定程度上适度提高经验人力资本投入,可以更新经验并维护其再利用价值,目前投入的主要途径是再就业和社会活动参与等。老年经验人力资本投入周期长,可利用时间与机会也在迅速减少,导致老年经验人力资本投入积极性受限。老年教育积极投入有利于实现其人力资本的再利用价值。WHO在2002年提出的积极老龄化理念提高了公众对老年教育的关注程度,同时有关研究也表明学习活动有助于帮助老年群体保持身体与心智的健康以及社会参与方面的积极性(Purdie&Boulton-Lewis,2003),并且社会的快速变化需要教育投入,帮助老年群体继续社会化(孙立新,罗彤彤,2014)。在实践方面,自法国图卢兹大学在1973年创办了第一所正规老年大学Universityof2人力资源Toulouse,发展到现在许多国家也已经开设了正规老年教育学校,我国在1983年9月创办了第一所老年大学:山东省红十字会老年人大学,此后,我国老年教育事业经取得了重大发展。在老年教育课程的设计上,更应该强调智慧技能的方式,如生活回顾与活动参与等(李洁,2015),许竞和李雅慧(2016)综合了我国14所老年教育机构的课程并发现,“参与”和“健康”为核心的课程主题,占比分别为77.9%、20.6%。提高老年群体培训人力资本的利用效率,有助于提高老年群体的价值创造、抵御贫困风险的能力和自我参与积极性。我国未富先老的现状以及低龄老年人口占比大的特点要求政府积极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尤其是职业培训,以提高老年人力资本利用效率[9]。此外,我国老年群体贫困发生率较高(朱晓,范文婷,2017),老年群体收入结构单一、收入来源不足与社会保障不足等问题使老年群体不能完全抵御贫困风险,因此有必要加强老年培训投入,提高自我抵御贫困风险的能力。顾和军与刘云平(2013)对“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数据”(CLHLS)进行分析发现,发展培训会使城镇劳动参与率提升11.4%。曹新民(2010)曾收集了资兴地区1000名矿区退休员工的相关数据并发现,61%的老年人愿意参加再就业培训。在国际社会老年培训的实践经验极为丰富,如《美国老年人法》、日本《高龄社会对策大纲》、新加坡部际人口委员会(钱柘,吴杰,2017)。迁移人力资本主要通过短时间或永久性的地区迁移来提升人力资本。我国的劳动力人口迁移会增加劳动力供给,提高劳动力利用率,为现代化建设释放大量的人口红利[10],但由于老年群体的迁移成本过高,并且受落叶归根的传统观念影响,老年群体的迁移投入需要慎重考虑。现有研究表明他人的迁移人力资本投入对老年群体的生活影响较大。钟仁耀与马昂(2017)曾对我国迁移人力资本进行了研究,发现在考虑养老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下,当人口迁移速度达到10%时迁入地最佳退休年龄为65岁,而速度达到20%时最佳退休年龄则为63岁[11]。宋璐与李树茁(2017)使用子女迁移研究老年家庭户人力资本的研究表明,子女迁移资本投资的增加一方面降低了老年家庭户的人力资本,但同时增加了社会资本,拉大了金融资本间的差距,而对农村老年人生产生活影响重要的自然资本却没有影响[12]。耿爱生与曹倩倩(2017)使用CHLHLS(2011)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迁移后会对老年健康人力资本产生影响,人际关系、社会参与和安全信任与健康状况存在显著正相关[13]。

三、老年人力资本利用途径研究

本文按照老年人力资本投入的渠道类别对其利用途径进行再分析,以便明确其内部的投资与利用结构。健康人力资本的合理的利用具有重要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LeveilleSGetal.(1999)通过对1097个65岁以上的老年人进行观察,发现适度参与劳动对老年健康人力资本的维持、积累与利用具有重要意义。虽然现阶段中国大量的低龄老人尤其在农村因为经济原因被迫继续参与劳动,但不可否认适度的劳动参与对改善老年人的经济状况仍具有重要意义[14]。医疗水平以及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也极大地改善了老年健康状况,同时日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迫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实行弹性退休制或者鼓励健康的低龄退休人员再就业,并且专门制定了配套的法律制度[15][16]。我国由于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和社会对老年人再就业的消极态度,使低龄退休人员的再次就业受到阻碍[17]。老年群体作为生产经验、先进技术与科学知识的创造者与记录者(曾小五,朱尧耿,2008),可以提高企业竞争力与老年再就业能力。Arrow(1962)将影响技术进步的工作经验加入到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加以研究[18],Robert&Lucas(1988)则将生产量作为LearningbyDoing的观测变量对经验人力资本进行测算,并整合进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模型中[19]。Tayloretal.(2008)在其著作AgingLabourForcesPromisesandProspect中指出,老年员工与青年员工共事可以发挥各自的优势,而老年员工长期积累的经验也更容易实现经济价值转换,提升企业竞争力[20],同时,那些稀缺性经验的利用与保存对企业竞争而言也至关重要(Noethen,2011)[21]。丰富的经验积累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判断力对于退休人员再就业以及个人成就意义重大,提高老年知识型员工的经验人力资本及其理性判断力的可利用性,有利于实现再就业[22]。张运辅(2003)曾研究《世界名人大辞典》中随机的298为名人数据,社会科学家、法官和企业家等平均年龄超过50岁,而我国目前高级技术人员中90%属于低龄老年阶段,其经验仍旧可以得到有效利用(李朋波,2016)。此外有关研究表明,文、理工科性质的退休员工再就业选择具有一定差异,文科类偏向就职原单位,理工科偏向于创业[23]。我国老年教育人力资本积累丰富,但利用率有待提高。我国学者对教育人力资本收益也进行了相关研究,李海峥等(2014)使用J-F收入法进行适度的调整后加入教育变量对我国人力资本存量及分布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教育因素是我国人力资本增长的重要动力,在空间分布上,我国人力资本表现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则人力资本聚集程度越高[24]。姚洋与崔静远(2015)利用教育收益的差异性构建了教育收益率加权平均的教育年限法(ROWA)[25]。在利用现状方面,老年教育的投入周期较长与利用时间短等特征极大地限制了教育人力资本的价值利用[26],曾有研究表明,北京大学燕园地区老年教育人力资本丰富,但利用率却不高(王红漫,2001),而教育人力资本积累高的知识型员工并不会因年龄增加而导致智力同步下降,一般的智力产出在45-70岁之间,在60-70岁之间我国有大量的低龄知识性员工可以创造继续进行智力产出活动(杜午禄,2002)。虽然老年群体在体力、精力和灵活性上不如青年人,但可以从事脑力劳动,如著书立说、教书育人和科技与管理咨询等工作(曾小伍,2008)。相对于普通教育人力资本,培训人力资本的利用则具有明确的目的和计划,这有助于降低老年培训成本,提高老年员工的创造价值,提升各方参与老年培训的积极性(韩红,2005)。充分利用老年培训人力资本有助于继续发挥老年员工尤其是“三高”员工即高学历、高工龄与高技能员工的潜在工作价值(聂铁力,王嘉伟,2014),充分利用其工作经验、社会关系以及管理能力,为创造经济效益、培养企业的年轻员工做出巨大贡献(韩红,2005)。培训人力资本的有效利用有助于提升自我投资的积极性,实现老年人力资本的可持续发展。裴宇慧等(2014)曾对140名老年慢性病患者进行自我管理培训,6周后检测结果显示参与自我管理对于老年慢性病患者的健康知识、健康信念以及健康技能具有显著提升,并且提高了病患的社康中心的归属感(裴宇慧等,2014)。此外,老年职业培训人力资本的利用也可以为防止老年返贫、完善老年生活规划、提升老年生活幸福感都具有重要的意义(陆竹,2008;贾锦波,2013)。迁移人力资本的虽然具有巨大的经济效益,但再次利用受到客观环境与相关制度的阻碍。研究表明,老年群体的迁移可以通过迁移后的务工经商等方式提高个人收入,或者为家庭或社区提供支持性服务以提高人力资本的外部溢出效益(张伊娜、周双海,2013)。就迁移的影响因素而言,受教育程度越高、年龄越低的老年人迁移概率越大,农村老年群体主要是想利用迁移人力资本改善经济状况,而城市老年群体则主要是为了服务下一代子女,例如家务和儿童照料等,但中国老年迁移人力资本的利用受到很多政策限制,如费用报销与福利享受等,同时也会给迁入地的医疗卫生服务、社会保障服务等带来极大的压力(张伊娜、周双海,2012)。

四、老年人力资本投入与利用的限制性分析

通过上述分析发现,老年人力资本的投入与利用虽然有利于我国应对老龄化冲击,但仍旧存在生理限制性、时间限制性与投入资源限制性。老年人力资本不同于一般人力资本,受生理限制性影响,老年群体的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相比其他年龄阶段更为脆弱,抵御风险能力弱,恢复的可能性更低,康复的成本更高。虽然老年人力资本尤其是经验人力资本积累丰富,可利用价值高,但受时间限制性影响,在老年阶段人力资本投入周期长并且投入成本高,在整个老年阶段都需要持续投入,而利用时间短,利用效率不稳定,可调节性较弱,这使得收益率较低,挫伤了个人、公司以及社会对老年人力资本投入的积极性。在人口老龄化给我国社会保障带来了极大的压力背景下,要对老年人力资本进行全方位的投入,受投入资源限制,会给经济发展会造成较为严重的财政负担,限制其他方面的财政投入力度,因此为提高投入效率,需要有针对性的、科学的进行投入,并且由于财政投入的限制使得老年群体内部、城乡之间投入的公平性难以实现,在很多农村或者城市弱势老年群体中,老年贫困现象频发,返贫风险极大,这要求投入资源时不仅要考虑科学性,同时也要兼顾一定的公平。

五、政策建议

我国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法规政策的完善及良好的传统家庭关系,对我国老年人力资本投入与利用效率的提升、人口老龄化的软着陆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如何发挥老年人力资本的价值,则需要从提高老年人力资本政策的科学性与公平性出发,提高政府政策的积极促进作用。老年人力资本政策的科学性提升。在投资方面,健全完善老年人力资本投入的法律法规体系,完善投入的评估、反馈与调整机制,以便为老年人力资本投入的可持续性与科学性奠定法律基础和制度保障;完善政府引导、多方参与的投入途径;运用现代科技提高投入效率、降低投入成本。在利用方面,以自愿原则为前提,提高老年群体人力资本利用的积极性,改善用人单位以及社会对老年群体再就业的态度,完善相应的老年人再就业配套政策法规以及公共设施,以提供法律制度与公共服务保障。此外,还需要积极深入与完善老年人力资本的合理利用研究,加强国际经验提炼、交流与实践,以保障投入与利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和谐发展。老年人力资本政策的公平性提升。首先需要确保老年群体的基本生活水平,以防止老年返贫,进而提升老年人力资本政策的公平性。其次,需要注意城乡内部公平,保证每个老年公民都有同等的权利与机会获得公共政策与社会提供的老年人力资本投入,确保每个老年公民都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老年人力资本创造价值,以法律形式保证其劳动权益和合法收入。最后,需要注意城乡之间的公平性,我国农村老年群体近些年虽受益于新农合与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基本生活有所保障,但仍需要加强对农村老年人力资本的投入,弥补农村老年人力资本积累的不足,有针对性提高教育、培训等老年人力资本投入力度与利用率,以实现城乡老年人力资本协调发展。

作者:邹建刚 汪昕宇 陈雄鹰 任启敏 单位:北京联合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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