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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哲学概念的合理性探索

 论文栏目:哲学基础论文     更新时间:2013-4-19 15:37:01   

“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概念的“内在性

平面”内在性平面是任何一个概念的生发地及源泉,是无尽无休的解说对象,呈现出能够使用思维和在思维中确定方向等而给自己规定的一幅图景,这个图景构成平面的绝对的视域,绝对视域不依赖任何观察者,既不是一个被思维过的概念,也不是一个可思维的概念[4]255,如果说哲学开始于创造概念,那么内在性平面便应当是前哲学的。它是预设的客观条件,先于概念本身的,具有一种因其可能而特有的现实性。但由于它是个仅仅存在于表达方式里的被表达之物,不是一个概念反指它概念的那种方式,而是概念本身反指一种非概念性的理解的方式,尽管因平面有不同的拟订方式,这一直觉的理解不会一成不变。创造概念不能凭空想象,应该立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在哲学思维层面上的精神表现,应该是我们这个时代生活的理论映象。一个国家的社会存在主要是指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及生产方式,也包括地理环境和人口因素。囊括这个平面内容的哲学不再是跟一个他者相适应,而是跟一个实体、一种客观性、一种本质相适应。这个平面也并不是指一个外在的人物,更不是某个例证或某一段经验性情节,而是指一种内在于思维的存在,一个使得思维本身成为可能的条件,是一个活的范畴,是一种先验的体验,但它不是与人的实践活动相分离的独立的存在物。在中国,它体现为受国家哲学引导的现实,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理论产生的“现实根据”,即国情。它涵盖有三个方面的“内涵”,一是生产力水平;二是人民的构成;三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性质及其主要任务。从根本上来说,中国国情决定着革命、建设、改革的规律在中国发挥作用的范围程度和方式方面。中国国情犹如植物生长的土壤,形成我们的理论、解释我们的理论都必须植根于国情这个平面,“当代中国国家哲学”只有扎根于国情这一特定的土壤中,只有把这些内涵统统纳入“中国国情”独一无二的平面之内,这个概念才能形成和发展。因为一个内在性平面是哲学的绝对土壤,是它的“本体”,是它的基础,哲学在所有这一切之上创造概念。共产党执政以后,他们拟定了一个全新的内在性平面,提出建国后最大的国情是“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正确认识的基础上生发的“一系列理论”在一个作为思维—存在的图景的内在性平面上运行,既是对当代中国国情的认识和诠释,也是对当代中国国情的改善和超越。概念与平面绝对是相互关联的,离开了平面,国家哲学的一切计划都化为空洞无物的、无法实现的理想。建构主义哲学就认为,哲学史创造概念和构拟平面,它们互相补充,性质不同。概念是一些事件,平面是事件的视域。内在性平面不是一个概念,也不是概念之概念,创造一个概念将导致创造一个新的感知空间。如果混淆了两者,概念就会不可挽回地变成了一个,后者变成普世原则,而且丧失了它们的特异性,平面也就会丧失其开放性[4]248。概念一点一点地为平面铺好路石,占据平面或在平面上繁衍,平面本身则是一个不容瓜分的环境,概念在此分布,但不破坏它的整体性和连续性,所以“当代中国国家哲学”呈现为一个不断继承与创新的过程,与时俱进地表现为各个阶段的理论成果。概念构成平面的不同区域,平面是他们的唯一掌管者。平面利用不断增加的概念之间的衔接点,保障概念之间的协调,概念反过来保障了平面上的认识活动依照不断创新和变化进行,概念不断地走向无限。当今世界日新月异,现今的中国也正处于深刻的大变革之中,这些变革要在哲学上得到反映,我们取得的成就要在哲学上得到总结,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和危机要求哲学做出相应的回答。虽然概念属于无形物,但它通过有形物得到体现或者实现。当代中国国家哲学对国情的认识,“不只是一个认识国情现实的过程,而是一个超越现实国情的社会理想的实现过程,不只是对现实的一种描述,而要揭示未来发展的方向和后果,从理论上为中国的社会现实实践进行历史定位,确立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据以正确决定我们的长远规划的原则”[5]。“国家哲学”往往具有创新价值,能够提出新的原理、理论和知识体系,能够规定这个时代哲学的致思趋向和话语系统,能够反映这个时代的哲学文化风貌,呈现出与以往时代的哲学明显的区别,是新时代中国人发现的前人未知的规律性的理论概括和表达。

“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概念的构成要素

一个国家必然具有一定的结构和功能,然而对于那些影响社会关系的运动,在我们看来,它有两个层次:一是本质层次,主要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二是运行层次,在这里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取而代之的是研究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方法、途径、机制等。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应有自己的时代哲学。以马克思主义为国家哲学,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的当代中国,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具体化,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理论、中国体系和中国形态。在这两个层次中产生的“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本身就包蕴有许多要素,在实际阐述时还要受到条件的制约,这些要素只能从对当代中国的个人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得出,它们是即时共现的,要素之间没有任何距离,虽然互为区别,然而无法分离。离开具体条件的简单概念是没有的。凡是概念至少是双重的、三重的,甚至是多重的。概念因而有一个数目,由单个成分构成的概念也是没有的,因为即使是最初的概念、一部哲学赖以“起步”的概念,也有多个组成成分,而且靠它们获得规定。作为当代中国存在和发展的“总理论”和“总根据”,“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是一个多重性概念,是一个复合性视域,这个概念有三个组成部分:“当代”、“中国”和“国家哲学”。“当代”是指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作为中国社会的领导力量,使中国社会革命、改革、发展有了特定的“主体”。在党未执政之前,它确定的革命战略属于前当代中国国家哲学。革命胜利后,共产党在中国的地位改变了,概念的性质及其理应回答的问题也改变了。所以“当代”是一个渐变过程。这涉及到一个概念跟位于同一平面上的其他概念之间的关系。例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尽管有不同的形成过程和历史,但它们在“当代中国”这个平面上对接,相互印证,协调轮廓,组合各自的问题。“中国”作为“当代中国国家哲学”实施的“平面”,它被当作真实的世界对待,这个世界并不真实,或者说尚未变为真实的世界,然而并不因此而不存在。中国人民的实践是当代中国国家哲学产生和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是检验的标准和价值的体现。因此,“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的创造过程和自我设定、其理想性和现实性、其传授方法和本体论等都反映了中国的个性。王建均认为,毛泽东哲学是中国哲学发展史上最丰富的成果,是中国哲学思想之集大成。雍涛认为,邓小平哲学主要不是以纯哲学形态出现的“理论哲学”,而是以方法论形态出现的在中国的“应用哲学”。杨永庚在《当代中国国家哲学发挥指导作用的实证研究———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例》一文,分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黄微和田景仲在《科学发展观中的国家哲学》中提出科学发展观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融价值观体系、本体论、国家体制论和国家伦理性于一体的国家哲学”。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把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和不断变化着的中国国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规定为“国家哲学”。概念是由代表人物创立的,概念性人物来帮助规定其自身的性质。“概念不同于已经造就,静等人们去发现的天体,概念没有天空。它们必须被发明、被创造,或者准确地被创造出来,而且如果没有创造者署名的概念,便毫无价值。”[4]206概念总是带着署名人一起出现的,例如,亚里士多德的“实质”、笛卡尔的“我思”、莱布尼兹的“单子”、康德的“条件”、谢林的“潜能”、柏格森的“绵延”,等等。概念性角色操纵那些描写作者的内在性平面的运动,而且亲身参与作者创造概念的活动。概念性人物不代表哲学家,情形甚至相反:哲学家只包装了关键的概念性角色和所有其他人物,理论工作者必须负责触发他们的概念,以便为概念性人物施以斧正作出铺垫。哲学不断地引出概念性人物,国情的不断变化使概念本身形成了一幅新的思维图景,要结合时代的变革和中国的哲学传统,赋予实践不同的含义,创造不同的形态。尽管概念均有时间性,有署名人,有持之有故的名字,它们却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同时对“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概念也是在肯定的理解中包含着否定的理解,必须更新、替代、发展。“当代中国国家哲学”家了解什么是概念,他们需要概念,懂得如何辨别概念,只不过很少为自己而现身,学者因而分别概括为:毛泽东中国国家哲学、邓小平中国国家哲学、江泽民中国国家哲学、胡锦涛中国国家哲学。凡是创造活动都是独特的,纯属哲学创造的概念,尽管并非绝对的初始。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对哲学有浓厚的兴趣,不断钻研哲学、运用哲学、发展和创新哲学,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都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中国社会,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功,所以应当称他们为应用哲学家、实践哲学家和中国国家哲学家。

“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概念的辩证运动

概念有一个渐变过程,这涉及到一个概念跟位于同一平面上的其他概念之间的关系。其实,由于组成成分的数目是有限的,任何概念都会向具有不同构造的其他概念分流,后者是同一平面上的不同区域,回答一些可以相通的问题,同属一场创造活动。一个概念不仅需要有一个问题,并在该问题之下修改或取代以往的概念,它更需要的是许多问题的交叉点,概念在这里跟同时存在的其他概念结成盟友,构成同组概念,具有家族相似性。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合理的提出问题就会建立新的思维图景。当然,为一个特定的社会和一个特定的时间选择“问题”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一旦厘清问题的来龙去脉,概念自然就会得到充分确定。问题不同,概念的性质及其理应回答的内容也改变了。当代中国国家哲学当然要以研究中国现代化建设、发展和改革中的现实问题为己任。毛泽东中国国家哲学主要是探索和回答“什么是革命、怎样进行革命”,邓小平中国国家哲学主要是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江泽民中国国家哲学主要是探索和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胡锦涛中国国家哲学主要是探索和回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问题,他们解决这些问题并形成经济、政治和党建等各个领域的重大哲学成果。这里仅仅是“主要”,其成果往往会来自它概念的片段或组成成分,又根据新的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新的内涵,它反过来又获得了新的轮廓,由此它始终围绕一个主题,共同回答的是几个问题,从而构成了一个既完整又开放的当代中国国家哲学发挥作用的机制和自己扬弃自己的前进上升趋势。由于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的绝对运动包揽了一切,决定了国情具有流动性。“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是处于国情运动当中的视域本身,每当概念性人物的思维前进时相对视域便退离,思维的对象、内涵和概念于是就不同了,但始终不能脱离绝对视域,它就在国情这个平面上,表现为国家意志、政党目标、社会思潮和基本规范等。新概念的内涵必须搞清楚以往什么是可理解的,什么是不可理解的,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不合理的,什么沉沦了,什么继承了,概念具有弹性,因此“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的概念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它相对于自身的组成成分,其他子概念、节制它的某一平面、它理应解决的问题来说是相对的,但是,鉴于概念所起到的凝聚作用,以及它在某一平面上所占据的位置和它给问题派定的条件,它又是绝对的。概念作为一个整体是绝对的,就其零散的性质而言又是相对的。由于“当代中国国家哲学”这个概念是在国情这个平面上展开的,国情、历史方位的每一变化就会引起中国现实问题的不同,理论重点也就有所不同,别人是在一个感知领域内表达可能世界的概念,我们因而必须以新的方式观察这一领域的组成成分。当代中国的哲学家不应该一直满足于前人交到自己手里的概念,应该着手制造、创新和提出概念,并且说服人们去运用。改革开放启动了中国社会的转型进程,很多问题需要研究,这些年没有产生像样的理论成果,没有产生理论人才,理论界没有权威,哲学在中国的日益边缘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上个世纪以来,学者们认真提炼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哲学因素,在思想视野、学术积累、哲学观念等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深度,开始反思与超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用中国“猫”抓中国“老鼠”而形成的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是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的理性表达,是研究、解决中国问题的学问,是关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的理论,是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灵魂。总之,“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有明确的问题基础、本体基础和方法基础,这个概念准确地反映了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新的原理往往通过新的概念来表述,新的理论往往需要以新的概念体系为支撑。以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的解决来系统地探讨“中国国家哲学”,这已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新的理论生长点[6],它是一个科学概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此基础上经过若干年的努力,我们也许会创造出真正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哲学理论。

作者:杨永庚 单位:西安文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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