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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性的建构

 论文栏目:哲学基础论文     更新时间:2013-4-19 16:11:58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重构

从深层次的内在关联来看,此种宿命论式的历史理论必然性地“孵化”出了实践上的“主观主义”和“官僚唯意志论”。对此,卢卡奇曾经精辟地指出:“只是从非辩证的和非历史的观点来看,宿命论和唯意志论才是相互矛盾的。从辩证的历史观来看,宿命论和唯意志论只是两个必然的相互补充的对立面。”[13](p5)正是基于斯大林哲学过于强调历史必然性而无视人的主体地位的根本缺陷,东欧理论家普遍转向了极力彰显人的实践能动性和创造性的人道主义,并以此为前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重构。对此,马尔科维奇在论及“新哲学”的性质时明确指出:“它必然是人道主义的:与斯大林主义的冲突导致了对官僚体制以及把社会主义归结为纯粹的物质增长,归结为非个人的、绵羊式的集体主义(在这种集体主义中,人的个性被抹杀了,人的关系被歪曲为政治关系)的官僚作风的一种强烈的批判态度。”[6](p2)不能否认,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各自彰显人道主义价值的理论重构中存在着研究兴趣和对某些具体问题理解上的差异,但在一般性的理论构架上无疑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下面,我们从三个层面对其进行简单的勾画。首先,“实践”本体论地位的确立。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实践不仅是人的本质性存在方式,而且是人类世界由以形成的基础。对此,南斯拉夫“实践派”的代表坎格尔加的论述极富代表性,他指出:“在谈到人的时候,必须同时谈及他的世界,人的世界只有通过人的历史生成,即通过把自然改造为人的自然才能实现。因此,无论是人自身,还是他的世界,都代表了作为纯粹外在(及自身‘内在’)所予和直接性(天然性、原始性和无意识性)的自然之历史—实践的人化过程。”[6](p53)也就是说,历史和自然、人与世界既不是统一于抽象的物质,也不是统一于抽象的精神,而是统一于实践,正如科西克所说:“就实践的本质和普遍性而言,它是人的秘密的揭露:人是一种构造存在的存在,是构造从而把握和解释社会—人类是在(即人类的和超人类的实在,总体上的实在)的存在。人的实践不是与理论活动相对立的实际活动,它是人类存在(即构造是在过程)的决定性因素。”[14](p170-171)其次,基于异化理论的当代社会批判。可以说,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确立的“实践”本体论体现了他们对应然性的人之本质及其生存状态的根本看法,即人是一种通过永无休止的实践创造活动而不断向未来敞开的存在。在这一过程中,人的世界朝着更加符合“人性”的方向发展,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程度同时也不断得到增强。基于这一前提,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当代社会所造成的人的自由创造性性本质的异化进行了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例如南斯拉夫“实践派”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异化、政治异化以及意识形态异化的揭露和批判,赫勒的日常生活批判对人之陷入重复性实践(思维)以及由此丧失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分析,科西克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伪具体总体”以及人沦为单纯的“经济动物”的生存状态的揭露和批判,等等。此外,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遍认为,在现存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异化现象,包括商品拜物教、政治异化和国家权力、少数人的创造性活动与绝大多数人机械而低贱的劳动之间的鸿沟,等等,并从理论上展开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最后,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改造纲领。批判的目的在于超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基于对当代社会的批判提出了许多新的替代方案,例如南斯拉夫“实践派”的“生产者自治”、布达佩斯学派的“激进民主制”、波兰的新马克思主义者科拉科夫斯基的作为各种价值之调和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沙夫的“新型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从总体上剖析这些方案的内涵,它们都体现了对“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这一点无疑直接从科拉科夫斯基和沙夫所提出的方案本身中便可以看出。而对于未来“自治”社会的核心要义,弗兰尼茨基明确指出:“以当代世界最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的发达的生产者自治,是这一社会区别于迄今为止所有社会的真正的、本质的、决定性的特征。它是这样一种新型民主,即只有在此基础上,不是损害他人而是同他人团结的、自由的个体才能发展和丰富起来。”[15](p402)同样,赫勒将“激进民主制”视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形式民主的完成”,“其核心是个体自由和平等参与社会决策的权力,即平等的自我决定”。[5](p140)毫无疑问,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所提出的方案与他们的极力彰显人的创造性价值的理论追求是高度一致的,无论是“人道的”抑或“民主”的,都是为了凸显自由的、创造性的和自我创造的实践主体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以上三个方面内在相关,依次递进,共同构成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逻辑结构。就其理论取向来看,此种重构极力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向度与批判和改造世界的功能,并在深层次上体现了东欧理论家对“自主”探索新的未来发展道路的理论关切。

“异化理论”的内在根基及其理想主义色彩

虽然后期的思想也体现了某种程度的变化,但却决非是根本性的变化,而毋宁说实现了对早期思想的具体化,即“用具体的经验知识补充哲学,把先验的人本学观点融合到一种具体的、切合实际的理论中去”,这就是马克思为什么要“从《经济学—哲学手稿》迈向《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11](p260)科拉科夫斯基同样认为:“设想巴黎手稿包含《资本论》的全部精髓,那当然是完全错误的;然而,这些稿子实际是马克思一生写下去的一本书的初稿,那本书的最后形式就是《资本论》。而且,有正当理由设定,最后形式是以前稿子的发展而不是背离初稿。”[16](p155)从马克思思想演进的历程来看,由于经济学知识的缺乏,青年马克思尚不能在科学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规律的基础上对其展开内在批判,而是选择了一种外在于现实的人本主义路径,即通过预设理想性价值出发,对现实社会的“非人性”进行揭露和批判。正因为如此,当马克思声称要通过“实践”改造现实时,其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强烈的理想性诉求,“实践”未能被注入丰富的历史性的内涵,而是体现为对人在未受“现代性”迫害之前的一种“应然性”状态的价值悬设。正因为如此,当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依托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来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其理论本身也必然烙上浓烈的理想主义色彩。首先,作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构之本体论基础的“实践”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应然性的“价值”预设,而不是成熟时期马克思视野中的处于特定生产关系中的感性实践活动或生产。例如,南斯拉夫“实践派”普遍认为:“‘实践’(Praxis)则是一个规范概念,它指的是一种人类特有的理想活动,这种活动就是目的本身并有其基本的价值过程,同时又是其他一切活动形式的批判标准。”[6](p19)而当科西可指认“实践是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因此,它绝不是只决定人类存在的某些方面和某些品格,而是在一切表相中渗透到人类存在的本质”[14](p171)时,同样体现了对人的“本然性”特征的描述。(p923)其次,这种理想主义色彩更为明显地体现在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上。基于对“实践”概念的人本主义理解,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遍坚持以对人类未来美好的生活状态的设想为前提,极力强调对人类生存现状的实践批判和超越,从而确立了以“未来”规定“现在”,以“应然”引领“实然”的历史理解路径。正如坎格尔加所说:“在现实的历史的水平上,生活意义的问题只能根据那种尚不存在,但却可能而且应该存在的观点,即根据未来的观点和倾向而提出,这已经包含了对现存事物之改造的需要和动力。”[6](p57)而当赫勒强调“哲学要求世界成为人性的家园”,因此其“必须成为激进运动的哲学”时,同样表明了这一点。而当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将此种激进的哲学批判付诸实践,并由此提出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替代方案时,则必定会因其理想性的色彩而无法付之于有效的行动。对此,衣俊卿教授指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还处于纯粹理性(理论理性)同实践理性的反差之中,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似乎表现为理论上的强者和实践方面的弱者。”[19](p644)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得与失启示我们,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必须实现“回到马克思”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有机结合。但是,回到“什么样”的马克思决不能根据我们的“需要”来筛选,而必须在深入而全面地把握马克思思想演进过程的基础上,不断挖掘体现其思想真髓的科学理论、观点和方法。唯有如此,才能真正造成“回归”与“发展”、“坚持”与“创新”相互促进的生动的理论发展局面。

作者:许恒兵 李颖惠 单位:南京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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