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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哲学发展概观概述

 论文栏目:哲学基础论文     更新时间:2014-4-28 10:44:27   

一、热点

近年来,在发展自身理论方面,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呈现出一个主导性趋向,就是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实践为基础,通过展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会通,致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中国哲学体系,即所谓“中国哲学当代形态”,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形成这一趋向,首先源于当代中国的实际和实践推进中国哲学的理论创新,其次也与当代中国哲学学科的独有特点相关联。构建“中国哲学当代形态”,集中于四项基础性研究工作:一是回溯和重读经典文本,厘清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原理和主要观点,深入把握其本真形态和精神实质;二是“现代性转换”中国传统哲学,挖掘和弘扬其中具有现代性的思想资源;三是充分地借鉴、吸收和利用现代西方哲学的合理成分;四是概括和总结全球化条件下的中国现代化实践,将其经验上升为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工作决定了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路径、课题和讨论热点。

(一)马克思哲学的重释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愈益得到中国学术界乃至社会的关注,研究的视域、范式、途径、方法等愈益多样,极大地推进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理研究。尤其是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体系和形态等核心问题,通过反思历史经验和重读经典文本,回归本原意义的马克思哲学,彻底地破除和摒弃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诠释模式,确立中国学者自己的理解、解读模式,先后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作为思维方式的实践哲学”、“人学”、“实践本体论”等新概括和新表述。近年来,学者们结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构建,又从不同方面提出一些新观点、新看法,进一步深化既有的理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理解,主要源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象的不同判定,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把整体自然或整体世界当作对象。这一问题实质地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的关系。在对待传统形而上学的问题上,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态度有所不同。不同于马克思彻底扬弃传统形而上学而将其哲学对象严格限制在实践基础上的“感性经验世界”,恩格斯沿袭以往形而上学的传统,通过构建其“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坚持把握整体世界。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概括为“辩证唯物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继承和发挥了恩格斯开启的传统。近年来,针对“实践唯物主义”等观点,一些学者仍然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世界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概括,同时尝试构建新的、完善的“辩证唯物主义”体系。他们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自觉地提出历史唯物主义。但是,辩证唯物主义已经作为世界观前提,蕴涵于历史唯物主义之中。这些学者重释并致力于建构的新“辩证唯物主义”体系,包摄如下基本内容和组成部分: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辩证唯物主义人学、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辩证唯物主义价值论、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2]。与此不同,许多学者彻底否定这种实际上的传统理解模式(例如,断定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不过是前康德哲学的机械唯物主义模式,是黑格尔辩证法和法国唯物主义的混合,是斯大林的世界观等[3]),也不再满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诠释。他们更深入、更全新地探索和解读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思想。一些学者重返“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概念①,越来越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理称谓应该是“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主义历史观”。在他们看来,马克思是以“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去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从而形成以“历史”为解释原则、以“生活决定意识”为核心理念、以“历史的内涵逻辑”为基本内容、以“人类解放”为价值诉求、以“改变世界”为理论指向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这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实意蕴[4]。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就是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基于实践基础统一人的主体性和客体性、能动性和受动性、改造环境和改造自我的“大唯物史观”②。还有学者进一步提出,应该把马克思哲学归结为经济哲学,而不能仅仅理解为“实践唯物主义”或者“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那里,实践的最基本、最普遍的形式是生产劳动,而生产劳动也是经济学研究的基础性概念。因此,唯一正确的理论探索是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经济哲学。其核心概念系列应当是:生产—商品—价值—时间—自由[5]。这样一来,学者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愈益将注意力集中到哲学解读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经济学。特别是面对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和现代社会生活的资本扩张,以及塑造“中国现代性”的需要,学者们重新发现马克思的经济学及其资本理论与马克思的哲学及其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找到深入解读马克思哲学的新视角和新路径。有学者认为,《资本论》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中“超学科”研究的典范,熔铸了政治经济学、哲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学科批判。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马克思实现了哲学的批判——在哲学层面上理解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资本论》的哲学意蕴,首先体现其存在论意义。通过考察与分析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等经济范畴和资本运动逻辑,《资本论》深刻地揭示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的人与人的关系,实现了“对现实的描述”与破解“存在的秘密”的统一,实际上是揭示“现实的历史”即破解存在秘密的“存在论”——现代人的存在状况的存在论[6]。有学者强调,在马克思那里,经济学批判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层次主线。以经济学批判为主线的现代性批判是历史唯物主义最本真的理论视域。经济学、现代性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特殊关系,赋予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以独树一帜的品格。具体说来,货币、资本、生产是架构三者关系的概念桥梁。它们既是经济学建构现代性叙事的支柱概念,又是历史唯物主义开展现代性批判的基础概念[7]。有学者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只是从一般物质生产出发形成的哲学理念。对于马克思来说,历史唯物主义更是面对资产阶级社会物质生产的哲学批判,并在这一批判中建构面向未来的科学理念。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双重逻辑:即“人类学”意义上的一般物质生产逻辑与面对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定时期的资本逻辑。它们各有其理论视域与理论意义。如果说用物质生产逻辑可以说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那么,用物质生产逻辑并不能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只有在资本逻辑的基础上,生产逻辑才能够得到说明。只有从生产逻辑进入资本逻辑,才能够完整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8]。学者们还把马克思的资本理论直接运用到当代社会生活。有学者认为,现代性后果不仅指向主体性哲学,更涉及主体性资本。主体性哲学是现代性思辨的核心程式,主体性资本则是现代性社会生存本体论的重要根基。因此,反思现代性,需要双向追问主体性哲学与主体性资本。主体性哲学的启蒙和发展,离不开主体性资本的发育和生成。主体性哲学只有通过主体性资本的解读,才能够触及该哲学的真正历史空间——个性化的自由人性和多样化的自由市场需要精神自由哲学的启蒙[9]。

(二)马克思的辩证法及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关系

与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和经济学的解读相联系,马克思的辩证法重新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由此开启马克思辩证法的生存论视野及其研究维度。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应当被理解为“劳动辩证法”。由于恩格斯倡导“自然辩证法”,马克思的“劳动辩证法”处于被遮蔽的状态。对象化、外化、异化和物化这四个重要概念展示马克思的“劳动辩证法”。尤其是“物化”概念,超越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意识辩证法”所蕴含的抽象的精神劳动。而“异化劳动”概念,实质性地推进辩证法理论的发展[10]。有学者指出,马克思将康德的“道德实践”概念扩展为“生活实践”概念,总体性地实现辩证法从“理论理性”向“实践理性”的转向。它意味着辩证法的基本主题转向探讨有限的理论理性与无限的生活实践的矛盾,从而为人们深入理解影响当代人类生活实践的诸多重大问题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其重大意义之一就是,使辩证法成为理解和把握人的存在的内涵逻辑[11]。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不仅是规律和范畴的哲学理论体系,而且是以关系存在论为基础的哲学思维方式。这一点充分体现在马克思批判资本关系和资本逻辑之中。对于批判地分析和合理地解决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社会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和“公有资本的逻辑”,它具有现实意义[11]。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及其辩证法,也表现为研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关系。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关系问题上,中国学界的主导倾向是长期坚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致论”观点,彻底否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差异论”乃至“对立论”的看法。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存在着的重大差异,逐渐得到揭示而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一些学者指出,恩格斯把握马克思哲学的本质,有一定的偏差。与马克思相比,恩格斯的哲学观局限于传统的本体论,实践概念的失落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狭隘化等缺陷比较突出。有学者解读《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提出恩格斯所以强调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其学理原因在于,恩格斯把存在理解为在本质维度上被把握的规定。这种本质主义的运思方式只能先行地悬设与人的存在无关的本体论。与恩格斯不同,马克思寻求的是奠定新的哲学根基,即确立“实践”的终极原初性地位[12]。有学者认为,恩格斯从自己的哲学观——唯物主义辩证法出发去解释马克思哲学,使他错失了马克思哲学中的基础性核心概念——实践。首先,恩格斯提出“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主张“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而在马克思的全部哲学理论中,实践始终居于基础和核心的位置。其次,恩格斯在大多数场合,特别是在阐述自己哲学思想的关键地方,完全撇开人的实践活动在其自然辩证法中的基础性作用,退回到费尔巴哈和18世纪的唯物主义者,甚至退回到古希腊唯物主义者的立场,把自然辩证法解释为自然界自身运动的辩证法。而马克思在《巴黎手稿》(1844年)中明确指出:“被抽象地孤立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5]有学者指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内含了以实践为基础的自然观。这尤其体现在他从物质实践的观点出发,把社会历史中形成的自然界即“人化自然”看成是真实的自然界,打破了以往历史观造成的自然与历史的对立。因此,它是自然观与社会历史观相统一的一元论历史观。而恩格斯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对象和适用范围,完全限定在单纯的社会历史观领域。在《反杜林论》第二版序中,他提出构建“辩证的同时而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的任务,将马克思的一元论历史观片面化,从而向以往的形而上学传统做出复归[13]。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和话语体系

进入21世纪,研讨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渐集中到一个总括性课题,即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和话语体系,以致该课题成为关注热点和专门话题,甚至受到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提倡①。学者们认为,构建中华民族自己的当代哲学,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提出,但是,现在才真正具备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其实质是创造中华民族的当代“思想自我”,铸造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灵魂[16]。而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及其话语体系,是其首先体现。这不仅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当程度地引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更因为马克思批判资本仍然具有当下的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的重要意义。在资本最大化的逻辑没有终止其有效性之前,不可能根本超越马克思哲学。构建中国哲学当代形态、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及其话语体系,意味着面向中国社会现实,反映现代化过程中中国人自身的存在、境遇和问题,意味着摆脱西方话语体系,确立具有中华民族精神的独立人格,意味着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的对话和会通,实现哲学的“综合创新”,意味着用中国智慧诠释“中国现代性”,意味着构建“民族性”、“时代性”和“人类性”内在统一的哲学样式[17]。黑格尔认为,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掌握最优秀的东西。否则,这些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由此,黑格尔提出了“让哲学说德语”的任务。在学术讨论中,中国学者也提出“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18]。

(四)“国学热”

“国学热”②是当今中国文化和哲学发展的一道景观。一方面,各地大量诠释国学经典,普遍开办国学传统文化辅导班,广泛开展大众读诵经典活动,纷纷成立国学研究机构,甚至出现传统道德教化活动的社会化;另一方面,国学、特别是中国哲学史的学术研究得到推动并获得进展。具体来说,中国哲学通史的研究取得长足进步,断代史、思潮和学派及其人物研究取得新成果,大量出土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及由此溯源中国的古文化和哲学,深化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还有“国学”研究的方法论探讨。不仅如此,一些学者建议设立专门的“国学”学科直至“新国学”或“华夏新国学”[19]。值得注意的是,围绕“国学”的研究,不再限于单纯学术,而是关涉国家意识的建构、民族精神的承继、精神家园的守护和中国道路的设计,体现出“文化自觉”。学者们认为,“国学热”反映了当今时代的中国国情和中国社会发展需要,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改革的全面深化和现代化建设的快速推进,带来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和利益格局的大幅调整。社会矛盾的加剧,强烈地冲击人们的心灵。由此引发一系列价值观问题和社会问题,导致全社会普遍渴求思想营养和价值资源。而全球化浪潮和强势西方文化,更令人们担心遗失传统文化连带丧失整个民族的精神根基[20]。“国学热”的本质是现代中国国家意识的建构。在文化多样性的世界环境中,它关涉中国如何以文化自觉走出自己的发展道路[21]。但是,“国学”能否承载整饬人心、治国安邦的重任?对待“国学”,应该持“文化批判主义”抑或“文化保守主义”?学者们的意见不一,甚至观点对立。有学者主张,“国学”有其当代乃至恒久的价值,不能用时代性否定国学的民族性。有学者进而主张将国学“意识形态化”或用儒学融合社会主义,用儒家文化诠释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形成“儒学社会主义”或“儒家特色的社会主义”。对立的观点则认为,全球化及由此带来的各种文化的冲突和交融是无法回避的。在这样的背景下,简单的“复古”既不现实,也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更不能挽救中国传统文明的独立存在。以为国学可以承载整饬人心、治国安邦重任的想法,不仅含有不合时宜的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因素,也暴露其脱离现实、把古代思想单纯地嫁接到当代社会生活的主观臆想。创造新文化,使其适应当代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让国人的心灵有所安顿,正确的态度理应是扬弃和创新传统文化[22]的文化批判主义。

(五)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和传统哲学的现代性转化

西方哲学界拒绝承认中国哲学是“哲学”,一般只将其当作思想和宗教来研究。由此提出一个重大问题,即中国哲学是否具有“合法性”。中国建立现代意义的哲学学科已经有百年历史①。然而,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问题,一直成为中国哲学界的争论焦点之一。因此,近年来,学者们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深入讨论,引人注目。有学者认为,西方哲学界之所以长期拒绝中国哲学是哲学,是因为他们认定中国哲学没有讨论西方哲学中的问题,或者没有以西方的方式来讨论问题。以西方哲学的问题为哲学的问题来判定非西方文化是否有哲学,实质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表现。中国的义理之学即是中国哲学。虽然其问题和范围与西方哲学有所不同,但这不仅不妨碍其为中国的哲学,恰好体现了哲学是共相和殊相的统一。非西方哲学家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发展广义的“哲学”观念,解构哲学理念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促进跨文化对话,发展21世纪的人类哲学智慧[23]。有学者认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涉及西方哲学的诠释方式、学科建制及其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典籍文献的关系,涉及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特殊性关系、与现代哲学学科的普遍性关系。应该避免用中国哲学去附会西方哲学,将中国哲学西方化。也不能否认现代中国哲学是在西学东渐背景下按照西方哲学模式建立起来的,不能拒斥西方哲学概念而完全回到固有的传统哲学话语[24]。应该充分肯定中国哲学的个性品格和特殊形态,又不能忽视中国哲学中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内涵[25]。有学者认为,在西方的历史文化中,“哲学”概念是不断演变的,其中内含了不当的建构和表达方式。因此,需要赋予“哲学”一词全新的内涵。中国哲学使用象征和隐喻这种独特的文化表征方式,重视体认、领悟、意会,要求通过生活实践去领会做人的道理,进而真正开显哲学境界。所以,中国哲学是当之无愧的“哲学”[26]。与“国学热”和“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相联系,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的对话、互动和会通,仍旧是近年来学者们关注的热点。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已经找到了解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包括与儒学关系问题的正确途径。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文化为主体,积极借鉴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才能真正复兴中华文化,推进中国哲学研究②。有学者指出,中国哲学学科的完善和发展,离不开中外哲学深入开展多方面的交流、对话和沟通。针对“以西释中”的解释模式回到“以中释中”的解释模式是不妥的。因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都是流动的、变化的。讨论近年来诠释中国经典的方法论,以及提出的各种问题,可以引发人们进一步思考、研究中国哲学的方法论。有学者认为,中国哲学的天然根源,决定其必然要承载传统价值体系和不断提供精神资源,因而其学科内容难以完全对应西方分类学科体系[27]。也有学者提出,中国哲学发展的新一轮展开,迫切需要由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守成主义的敌对,走向平等的积极对话,从而保持中国哲学乃至一切文化学术的多元并存与共同繁荣[28]。还有学者指出,就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对话和会通而论,中国学者研究西方哲学具有自己的特点:一是以世界眼光研究西方哲学,为中西哲学的融通提供学术条件,为中国哲学的新生乃至中国参与国际秩序提供思想资源;二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西方哲学的对话和沟通;三是译介原著,更多地借鉴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表达方式、文风等[24]。

(六)儒学的当代价值

近年来,中国学界的儒学讨论持续升温,成为“国学热”中的一大亮点。各种研究机构、学术团体、高等院校纷纷召开国内的或国际的学术会议,专门研讨儒学。涉及的主题包括“儒学的核心价值与普及”、“儒学基本特征与思想精华”、“百年儒学与东方文明复兴”、“儒学思想与社会治理”、“儒学的普世价值与社会文化发展”,等等。一些研究者充分肯定儒家经学的现代价值,认为儒家经学在中国传承2000年,构成了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念。正因为有了经学这个源头,才有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伟大的民族都会有自己的、伴随其始终的经典。但在不同的时代,经典承担着不同的文化使命,有着不同的解读方式。所以,经典要被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所认同,需要经过重新理解和再度转化[29]。学者们普遍认为,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它极其深远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今天,重新研究和学习这些精神,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对于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①。有学者指出,儒家文化中关于“以义制利”、“见利思义”、“义以为上”的道德优先观点完全可能成为人类构建共同价值观和公共道德准则的基础②。还有学者认为,由于儒学是生命的学问,因此,儒家伦理具有普世价值。单纯就人的类本质而论,不可能拒斥儒家伦理。因为,儒家伦理关涉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基本原则[30]。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异同也是学者们探讨的一个重点。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源于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时空条件,代表着不同的时代精神和阶级利益,反映着不同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力水平,执行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功能,发挥着不同的价值导向作用,因而性质相异。但是,这种相异性无法遮蔽它们的共同之点:在对待宗教神学世界观方面,两者有相似之处;两者的实践观有相通之处,辩证思维方式有相容之处,历史观有同构之处,道德价值观有兼容之处,精神信仰和社会理想有通融之处,等等。如果不能认识两种思想体系的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就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生长发展在中国文化土壤的内在原因[31]。有学者认为,处在21世纪的儒学理应为人类的文明和哲学的发展提供精神资源。而这取决于它能否创见性地回应西方文化的冲击,以及自身内部的发展或转化。何为人?人的生存的意义是什么?如何知?如何行?人的希望何在?这是当代儒学必须进一步追问和解答的五大挑战性问题[32]。

(七)中国道路和“中国现代性”的哲学研究

当代中国哲学的研究与中国发展即中国现代化实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在不断反思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的,从而使“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的最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对此,学者们展开多方面的哲学研讨,涉及中国道路的实质和意蕴、历史经验和现实挑战,“中国现代性”的塑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等等。学者们认为,在中国社会发展的现阶段,“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具体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实质则是“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从宏观的历史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历史赋予中华民族的特殊的现代化模式——长期以农业生产方式为主的经济落后的大国,赶超发达国家、实现经济和社会全面跨越式发展的社会形式和发展阶段。它为中华民族走独特的发展道路、实现合理的现代性提供了根本前提,为经济落后国家的跨越式发展、摆脱生存危机、构建合理的现代性模式提供了启示。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历史长河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尚处于发展的初始阶段和不断探索合理现代性的实践过程,面临着许多重大挑战[33-1]。有学者提出,有必要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升到哲学层面,从塑造和构建“中国现代性”的角度加以认识。现代性的基本矛盾是科学性与价值性、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矛盾。通过不断地解决科学性与价值性、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起来[34]。其实际成就意味着,“中国现代性”确立了自己的世界历史地位,既有的世界“现代性”话语体系需要重释和改写。不言而喻,改革开放的深入也产生价值观的缺失、扭曲甚至异化所导致的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如何从个人层面和社会层面确立符合历史发展趋向和主体发展需要的、具有普遍性凝聚力向心力的“基本价值观”或“核心价值观”,从而应对社会的伦理价值难题,成为中国学界乃至全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学者们围绕如何概括和表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开展持续、热烈的讨论①。关于概括和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方法论,学者们普遍认为,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应该体现马克思主义构想未来理想社会的精神实质和价值目标,同时吸收人类创造的、积极的价值观成果,做到民族性与世界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关于概括和表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学者坚持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应当是“民主、富强、公正、和谐、自由”。民主表征为人民群众在国家和社会生活、特别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要求,富强表征为社会物质基础的要求,公正表征为社会政治伦理关系及其规则的要求,和谐表征为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要求,自由表征为社会发展终极目的的要求。这五位一体的要求,彼此依赖、相互渗透、互为前提,规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发展趋向,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必须遵循的基本价值理念、原则和目标[36]。还有学者提出,应该用“公正”,“平等、正义、和谐”,“公共主义”或“仁爱、自由、公平、和谐”来概括和表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33-2]。2012年11月,在普遍借鉴和合理吸收中国学术界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确表述为“民主、富强、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以及“爱国、敬业、诚信、友善”[36]等3组12个概念。这一简约、明晰的概括,为凝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前瞻

从总体上看,当代中国哲学可谓是以理论方式表征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哲学,是正在建设的具有中国特色、气派和风格的哲学。但不可否认,在现阶段,它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自主话语,创造出个性化、原创性和典范性的伟大作品[37]。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其触角已经伸入世界哲学的前沿和时代精神的核心,却仍然滞后于社会实践,特别是在很大程度上囿于强大的文本诠释的文化历史传统;虽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可以归结为向本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复归,归结为摈弃教条主义诠释而走向客观主义诠释,成为新的理论构建的必要前提,却仍然是诠释而非建构本身[38]。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的话语体系,推进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第一,必须清醒地认识当代中国哲学发展所面临的危机。它既表现为跟不上社会实践的发展,也表现为极不适应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空前提高而迫切需要自身的世界化。当代中国哲学面临这一重大任务,自身却未做好准备。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性转换尤其大为滞后。第二,必须立足于研究重大的现实问题,塑造合理的“中国现代性”主题。当代中国哲学完成这一使命,就要创造性地解决科学性与价值性、时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问题。一是考察现代性本身的内在矛盾和现代性本质所规定的主体性内在矛盾,实现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近代以来,伴随着人的主体地位的确立,科学性与价值性发生分裂,导致现代性危机。其分裂的根源来自主体性自身的欲望恶性膨胀。二是考察现代性所体现的文化矛盾,实现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要解决前现代性与现代性的矛盾,核心是时代性;外来文化资源的现代性实现中国化要解决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矛盾,核心是民族性。所以,上述两者的关系,在本质上可以归结为时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创造性地解决科学性与价值性、时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问题,是塑造合理的“中国现代性”的关键,也是构建当代中国哲学自身话语体系的实践基础[1]。第三,必须批判、扬弃和超越主观意识的哲学态度。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西化派”的观点集中反映了以主观意识为根据的无批判的实证主义。它们把现代世界本身抽象为无内容的形式,也把构成这一世界的诸民族及其历史和文化抽象为无形式的内容,以便外部反思能够将任意给定的内容纳入抽象的原则之下。与之相反的见解即“文化保守主义”。其批判现代世界具有单纯倒退的浪漫主义定向,虽然构成无批判的实证主义的反动和必然补充,却不能真正克服后者。它只是停顿和滞留于后者的反面而不能不从这反面同样落入主观意识之中。上述局限于主观意识的哲学观点,其要害归因于脱离和遮蔽社会现实。因此,当哲学本身意识到自己的批判任务即批判主观意识的时候,势必要求客观地发现和把握当今中国之现实[39]。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正面临从未有过的历史机遇。伴随着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崛起,理应是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的崛起。中华民族的复兴理应内在地包含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和哲学复兴。但是,要达到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中国的哲学家们作出持续不懈的努力。

作者:侯才 单位:中共中央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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